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同花财富
文｜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徐荣谦
刘弼臣（1925年6月6日—2008年9月29日），江苏扬州人，中医学家、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曾担任东直门医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儿科研究室主任，从事中医儿科医疗、教育、科研工作达60年之久，医德高尚医术高超，被誉为“东方小儿王”。刘弼臣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刘弼臣（左）专注地与患儿及家属互动，以仁心仁术传递着对儿童的关怀。
笃学勤勉 名师授业
展开剩余90%刘弼臣聪慧过人，学习成绩优秀，曾两次跳级升学。他成长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贫国弱。他在中学毕业之际，由于日军入侵、学校迁移、家境贫寒而辍学。目睹日军侵华和疫病流行的悲惨景象，他忧心忡忡。
品学兼优的刘弼臣在国难当头之际，从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训，受古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言感召，立志学习中医，济世活人。遂于14岁时拜“臣字门”第三代传人、当地著名儿科医师孙谨臣为师，取医名“弼臣”，寓意“治世以文，弼亮之臣攸赖”，成为有“小儿神医”之称的朱冠臣的第4代传人，从此走上了中医之路。
刘弼臣白天侍诊于桌前，抄方诊病，倾听老师教诲。夜晚则勤于书斋，整理笔记，攻读医书，苦心钻研。孙谨臣则毫无保留地把师门经验及特色传授给他，并常常教导他要不拘一门、广学博采。拜师学徒3年后，他就读于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当时学校有很多上海的名医授课，其中有外科的张赞臣、中药的陈存仁、内科的程门雪、儿科的钱今阳等。刘弼臣从而吸收各家之精华，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毕业后，刘弼臣回到故里，将自家的两间街面房改为诊所，踏上了漫漫行医之路。他把治病救人当作己任，只收低廉的诊费，义务诊治无钱患者。他服务热情，审因详细，认真辨证，合理遣方，果敢用药，常获良效，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十余年间，经其治者不止万人，深受乡亲们的爱戴，也被家乡同仁所器重。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家乡被推选为中医联合诊所所长、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
1955年，刘弼臣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师资班深造，接受了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培训，并阅读了大量中医经典著作，同时学习和掌握了中医教学的基本方法。他在继承师门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历代前贤医学之长，潜心钻研，刻意进取。
继承先贤 倡少阳说
刘弼臣认为，继承是中医人之基础，是迈向名医之路的第一步。中医药学是以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主导同花财富，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辨证论治为临证精髓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继承的重点有如下几点。
一是整体观念就是完整性和统一性，中医药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与外界环境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机体自身整体性思想被称为整体观念。
二是中医药学以阴阳五行理论来阐明人体脏腑组织之间的协调完整性，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关系。整体观念是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中医药学的体现，它贯穿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是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特点和精华，是中医学术特点的集中表现，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研究和处理方法。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基本原则。
四是中医治疗疾病，既要辨证又要辨病，由辨病而再进一步辨证。虽然两者兼顾，但又侧重于辨证。
刘弼臣认为，对于以上理论必须无条件地继承。他身体力行，努力继承古代与近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他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体会颇深。尤其对孙思邈、钱乙、万密斋、龚廷贤、吴谦、叶天士等诸家著作和学术成就成果有深入的研究。特别对张锡纯提出的小儿为“少阳之体”和钱乙“五脏证治”的学术观点十分崇尚，并全面继承，为自己后来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刘弼臣认为，“在继承中发扬，在发展中继承”是名医之路的第二个阶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是：发扬必须继承，继承为了发扬。继承是基础，是成才之本；发扬是前进，有前进才有所创新。如果只讲发扬而不重视继承，那是舍本求末；反之，只讲继承而不重视发扬，那就只能在原地踏步不前，也就无从创新了。
数百年来，中医儿科基础理论始终存在着“纯阳学说”和“稚阴稚阳学说”的争论。刘弼臣在中医儿科基础理论上提倡“少阳学说”。他从明代万密斋“春乃少阳之气，万物之所资发生者也。小儿初生，曰芽儿者，谓如草木之芽，受气初生，其气方盛，亦少阳之气方长而未已”的观点，和清代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出的“盖小儿虽为少阳之体，而少阳实为稚阳”的观点中受到启发，根据小儿生理病理治疗方面的诸多特点，倡导用“少阳学说”取代“纯阳”和“稚阴稚阳”观点。
“少阳学说”在小儿时期的生理方面，既可突出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一面，也可显示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的一面。在病理方面，既可突出脏气清灵、易趋康复的一面，也可显示发病容易、传变迅速的一面。“少阳学说”还强调，小儿阴、阳二气虽均较稚嫩，但是阳气始终占主导地位。因此“少阳学说”既体现了“纯阳学说”的观点，同时也体现了“稚阴稚阳学说”的观点，把“纯阳”和“稚阳”的对立统一于“少阳”之中。
创调肺派 施治圆活
刘弼臣学成于南方，长期悬壶于北京地区的行医经历，逐步形成了他融汇南北的学术思想体系。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边缘，气候为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刘弼臣根据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肺常不足，易受外邪侵袭的生理特点以及肺脏受邪后又极易传变，易出现传心、犯脾、侵肝、伤肾的病理特点，并结合北京地区的特殊地理和气候环境等因素，提出了“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形成了“从肺论治”临证辨治思路，成为中医儿科“调肺派”的创始人。
刘弼臣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并不是单纯调肺，而是重视肺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从治肺入手，达到治疗其他脏腑疾病的目的。刘弼臣强调，以调肺利窍、祛邪逐寇外出为主，不仅可将疾病消灭在萌芽阶段，而且可起到清除病灶、避免滋生变证作用，同时还可以强肺固卫、增强抵抗外邪的能力。他从肺论治小儿病毒性心肌炎、小儿肾病等一些难治病，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他“精于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体系，经多年临床验证疗效确切。
小儿面部望诊始于钱乙。刘弼臣吸取钱乙等历代儿科医家关于小儿面部望诊的精华，经过多年临床探索同花财富，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编成歌诀。
除从肺论治外，刘弼臣还总结了一些小儿疾病的诊治经验。
从肝胆论治：小儿肝常有余，易出现肝火亢盛，肝气横逆。同时，小儿又具有神气怯弱、易受惊恐的特点。刘弼臣在临床辨治小儿情志异常性疾病时，既注意到肝常有余的一面，也注意到胆虚的一面，强调在条达肝气的同时还必须温养胆气。
辛开苦降法治疗小儿湿热：湿热证的病因有内湿（热）与外湿（热）之分。小儿脾常不足，饮食不节，易伤脾胃，湿、食内停，郁而化热，形成湿热。故小儿湿热病以内因为主，表现为中焦湿热、阻滞气机、升降失调；湿热上犯，蒙蔽上焦；湿热下犯，浸淫下焦。刘弼臣从叶天士苦辛通降治疗中焦湿热中受到启发，创立大、小苦辛汤。此外，刘弼臣还独辟蹊径治疗小儿疑难病，如镇摄法治疗小儿遗尿。
在用药方面，刘弼臣主张“量少力宏而不伤正”“慎用苦寒、大辛大热之品”。用药上十分注意药物间的配伍与协调。治咽喜用牛蒡子，治小儿出疹性疾病喜用荆芥、连翘；阳气偏盛，易于化热，慎用温热药；小儿疾病慎用泻下攻伐之法；倡导“中病即止”。这些学术思想，为“臣字门”学术流派传人指引着临床方向，为儿科医生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融史明医 文以载道
刘弼臣信奉的治学格言是：治世以文，攸赖弼亮之臣。戡乱以武，全仗熊黑之师。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仁心仁术，弼志弥坚。
若要有所作为，必须以史为鉴。刘弼臣认为，自中医体系形成以后至今有3个重要的里程碑。这就是：
汉代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博采众方，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写出了不朽的著作《伤寒杂病论》。为后世医家树立了理论结合实践的医疗典范，是中医药学发展史上的第1个里程碑。
在隋唐医学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宋代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医学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到了金元时期，医家们结合具体情况深刻地探讨《黄帝内经》等古代医书的理论原理，创造性地发展和形成了各具特长的四大家学说——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滋阴派，成为中医药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开辟新径的第2个里程碑。
温病学说源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书，晋代王叔和、隋唐《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续有研究。叶天士作于前，吴鞠通述于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与伤寒学相辅相成，是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两大内容，也是中医药学发展史中的第3个里程碑。
借鉴历史，发展未来，是每个中医名家的必由之路。刘弼臣以史为鉴、勇于探索、勤于实践、精于思考、善于总结，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名医之路。
刘弼臣认识到，名医必须掌握相当的古文知识，这是登堂入室不可少的“载道之车”。纵观历代卓有建树的医药名家，大多博学多才、精通文学。他在长期的医疗生活中，十分注意文学素养的提高。他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和阅读，不但阅读了大量中医书籍，而且阅读了《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等中外名著，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写作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他在繁忙的诊务和教学工作之余，辛勤耕耘，奋笔疾书，发表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其中代表著作为《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白话解》，是20世纪60年代中医儿科界极具影响的著作。其后陆续有医学专著10余部出版，例如《刘弼臣临床经验辑要》《中医儿科经典选释》以及普通高等中医院校协编教材《中医儿科学》等。
屡起沉疴 誉“小儿王”
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北京中医学院）初创时期急需师资人才。1957年刘弼臣奉调进京，进入北京中医学院，先执教于方剂教研室；后调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从事中医儿科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近50个春秋。他把全部心血和精力倾注于中医儿科事业，为中医儿科事业和学术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当代中医儿科学术带头人。
1959年，北京地区小儿腺病毒肺炎流行，病死率高，而西药疗效欠佳，刘弼臣发挥中医优势进行救治。他与解放军四六六医院（现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的医护协作攻关，创35例患者无死亡记录。其中1例危重患儿曾3次呼吸暂停，刘弼臣积极配合抢救，在人工呼吸、输血、吸氧的同时，用大剂量人参煎汤鼻饲，以益气固脱，从而使病情得到控制。后患儿又出现肢体抽搐、双目失明不能视物症状。他分析辨证，以缓肝理脾汤加减治之，叠进28剂而愈，患儿无任何后遗疾患。
一位患儿在北京市某大医院住院治疗，高烧20余日不退，请刘弼臣诊治，仅服药2天，体温即降为正常。河南新乡驻军某部一普通干部，带着患重症肌无力的4岁儿子，到过许多大医院治疗均未效，最后来到北京请刘弼臣诊治，仅3次便痊愈。1992年夏，天津一李姓患者患重症肌无力病情垂危，住在某大医院里，西医方案反复治疗未见好转，后辗转驱车请刘弼臣出诊2次，病情明显好转，其后可自行乘车来北京诊治了。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刘弼臣除对重症肌无力有深入研究外，对病毒性心肌炎、哮喘、脑积水等许多疑难疾病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每起沉疴而获奇效，活人无数，由是名声大振，被民众誉为“小儿王”。
医教研融 桃李天下
改革开放后，刘弼臣受聘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1979年被确定为中医儿科临床硕士研究生导师，1981年被授予教授职称。
1986年，刘弼臣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87年，他牵头的“小儿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临床研究”被列为“七五”攻关课题。1990年，他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劳动人事部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学术思想通过“刘弼臣门人传承工作站”持续传承。1993年，他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弼臣自从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后，一直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年过古稀，仍执教登台。“认真”二字是他讲课的法宝，他认为“不认真是讲不好课的，不认真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他反对照本宣科的灌注式教学，提倡启发式教学。每次授课，他都引古喻今，旁引佐证，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说理透彻，重点突出，逻辑性强，善于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因此，深受学生欢迎。虽年事已高，他仍身体力行。
刘弼臣工作十分繁忙，除了正常门诊外，业余时间就诊者仍络绎不绝，还要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一般要在夜间2点以后方能休息。刘弼臣每次出门诊都要诊治很多患儿，最多一天门诊量高达274人，从早8点一直工作到晚8点，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刘弼臣培养的学生遍及世界各地，桃李满天下，多次赴欧美、东南亚等地学术交流，在国内外医学期刊杂志上发表具有一定价值论文百余篇。
他医德医术高超，善治儿科各种病证，为海内外儿童服务，特别对于某些疑难重症辗转治疗不愈者往往独辟新径，不循常规，突发奇思，化生新意同花财富，从常人意想不到之处入手，多巧发而奇中，起沉疴于将倾，挽救生命于危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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